Chin’a innermost secret fears: in English & Traditional Chinese

On November 1 2010 repressive new regulations intruding into management of Tibetan monasteries came into force. In Kandze and Ngaba, even more prescriptive, detailed and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controlling all aspects of monastic life were brought into force in November 2011. In exile, these were denounced in 2010 by Kalon Tsering Phuntsok as “an evil design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obstruct Buddhist teachings and its sacred transmissions inside Tibet, and makes i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monastic institutions to undertake their important religious activities”.

Paradoxically, a leading academic analyst of Chinese policy wrote the following about the new regulations: “China’s new religious policy expands the i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limits the power of religious affairs bureaus, and provides for administrative appeal, judicial challenge, and sanctioning errant officials…

“We thus view the new religious policy as an effor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old the management of religion into its larger systemic reform portfolio, to synchronize an anachronistic policy, and to integrate religious policy that diverges from its systemic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What sense can be made of this contradiction? The most common exile response is to say the Chinese leaders are liars and atheists, with no business interfering in what they cannot possibly comprehend. The Kalon Tripa (Tibetan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claims itself to be officially an atheist state, can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formul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ibetan Buddhism.

But the contradictions go deeper

Why do China’s leaders insist they must oppress Tibet? There are many obvious answers to this most basic of questions, yet none of the usual answers get to the heart of China’s fear and loathing of Tibetan culture, especially its leaders’ hatred of Tibetan religion. People say it is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communists and communists hate religion, as if nothing in China has changed since Mao told the Dalai Lama in 1954 that religion is poison. Now the Communist Party is barely communist in its ideology, but the ferocious antagonism to Tibetan culture continues. We cannot create dialogue with China’s elite until we understand what drives that negative attitude. So we need first to clarify our own thinking. We can do this by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century of China’s violent struggles to achieve modernity, discovering deep hostility to institutional religion throughout.

If it is not communism but modernity that is the antagonis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eyes of China’s elite, then we can identify the core problem, and stop blaming communism. One reason the world is not listening to Tibetans, though it used to listen not so long ago, is that Tibetans continue to name communism as the enemy, and those who deal with China every day see little sign of communism.

Once we identify China’s total determination to attain complete modernity as the reason why Tibetan culture has to be repressed – and Tibetan language removed from the classroom – we know what we are up against. China’s quest for modernity is older and deeper than communism. The Kuomintang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was just as committed as the Communist Party to strictly controlling religion, because it holds back modernity and a strong state.

How did it come about that modernity sees public religion as its enemy?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this antagonism? Can religion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public debate and policy, without being a hindrance to modernity? When Kalon Tripa Samdhong Rinpoche once said he was anti-modern, did he mean he wanted to go backwards, or further forward, beyond the limitations and materialist obsessions of modernity?


Full English version available online from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http://www.thetibetpost.com/en/outlook/opinions-and-columns/1267-chinas-innermost-secret-fears
from a talk given in Dharamsala December 2010

暗藏中國內心的隱憂
周二, 2010年 11月 23日 14:23 Amy Elmgren, The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國際西藏郵報2010年11月23日達蘭薩拉報導』拉菲特(Gabriel Lafitte)先生今天在達蘭薩拉西藏婦女會主辦的講座上,談「中國內心隱藏的恐懼」。30多名藏人和外國人士參加了第一天的討論座談後,緊接著是問答時間。2010年 11月1日,中共公告《藏傳佛教寺院管理辦法》即日起生效。

這項新侵略辦法,次仁平措部長譴責為「這項辦法是中共的邪惡計謀之一,為了阻撓法教在西藏境內廣傳,致使寺院中心無力承擔重要的宗教法會活動。」

然而同時,一名中國傑出的政策分析評論家卻這麼地寫著:「中國所頒布新的宗教管理辦法,擴大宗教寺院和機構管理的自主權,限制宗教事務局的權限,並提供行政覆議與司法挑戰的權利,以及制裁行為不當的官員 …因此,我們認為此一新宗教政策,是中國政府大刀闊斧的把宗教政策納入體制改革的計畫之中,同步廢除過時的政策,整合偏離其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宗教政策。」

試問造成這樣的予盾,到底意義何在?流亡藏人最常見的反應,就是把中國領導人當成騙子,加上無神論者壓根無法理解的胡亂攪局的說法。噶倫赤巴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號稱自己是無神論者,所以沒有權力制定藏傳佛教的管理辦法和規章。

但是矛盾卻更加的深化。

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堅持認為他們必須非要壓迫西藏不可?有許多明顯的答案可以回答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但卻沒有一針見血的答案,直指中國的心中對於西藏文化的恐懼和厭惡,特別是這些領導人仇視西藏宗教。人們都說,這是因為中國是共產黨執政之處,而共產主義仇恨所有的宗教。從毛澤東在1954年告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宗教是毒藥;這麼長的時間裡,中國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勉強地維持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嚴厲凶猛與西藏文化的對立仍在繼續。在了解消極態度的始末前,我們無法創造出與中國對話的精英。因此,我們首先要釐清我們的想法。透過回溯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運用暴力鬥爭來實踐現代化改革,卻發現自己深切敵視整個宗教體制。

在中國精英的眼中,如果不是共產主義,那麼現代化便是藏傳佛教的敵對,進而我們可以來辨識問題核心,以及停止咒罵共產主義。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全球聽不到藏人真正的聲音,即使聽見了,也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藏人繼續認定共產主義才是敵人,但每天都在和中國打交道的人們,卻嗅不到什麼共產主義的味道。

一旦我們確定中國堅決實踐完整的現代化,那就是為什麼必須壓迫西藏文化,將藏語文從教室裡撤退的原因,我們便可明白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中國追求現代化,遠遠超過履行共產主義的目標。為了擁有現代化和一個強大的國家,國民黨也和共產黨一樣地嚴格控制宗教。

現代化如何將大眾宗教視為敵人?什麼是這種對立的緣起?宗教是否可以在公開辯論和公共政策上發揮有建設性的功能,而不必成為現代化的阻礙?噶倫赤巴顙東仁波切曾說過,他反對現代化,但此話一出是否意味著他想走回頭路,或是更進一步地超越唯物主義的局限和現代化的偏執?

如同中國,日本也同樣的突然面臨現代化的挑戰,但採取走向不同的道路,現在的管理既要現代、發達、繁榮,也要保有完整的日式風格。為什麼中國邁向現代化的腳步如此的猛烈、矛盾,如此的壓抑、脆弱,甚至是害怕陷入混亂的崩潰?

最根本的問題是:創造現代化社會的計畫到底如何形成,為何讓知識份子、有生產效能的個人,將宗教視為敵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超越中國、日本、歐洲,假設去發現承自亞洲的現代化。我們必須著眼於現代歐洲的發明,將其視為是了解人類生活意義的新方法,一組新的、假設人類快樂的來源。我們必須著眼於法國和俄羅斯的大革命,暴力企圖促使現代化的實踐加快腳步。

現代化的意義,遠遠超過鐵路、橋樑、發電站和摩天大樓,而是一種心態,一種自然歸化且不可復見的假設聚合。

[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宗教可以淪為一種表達心理和社會的需要。內在的合理性和內在宗教實修的主觀體驗,遭到否認和掩蓋;取而代之的卻是冷漠、疏遠、客觀,以及偏向科學的立場; 然而宗教可以藉由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來解釋,渴望快樂的人們,將可隨著時間推移取得具體的體驗。宗教的實踐必須藉助觀察這門功課的協助,這些做法不符合實際生產效能,所以宗教成為無用的奢侈品,最壞的情況是,他們是國政權為創造新願望滿足飢渴大眾的阻礙。

上述所言,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也是國民黨的核心理念,甚至是土耳其基爾馬主義大革命,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政權革命,及蘇聯、法國革命的核心理念。

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與中國觀察員詹姆斯.唐(James Tong)懷抱著希望表示:「一旦現代化國家鞏固了政權,國家和宗教間的關係,將從競爭性衝突演變為可通融的合作關係。」與達賴喇嘛經常表達的樂觀相當類似,中國現代化臻至成熟後,也可以通融且更加的寬容。期盼著現代化不是那麼無止境的發展,全方位的計畫,永遠要求所有公民的忠誠和能量,這在中國某一點上,可以確信已達到現代化,終於迎頭趕上所有領先的已發展國家,在大國之間與之平起平坐,並且不再需要去證明什麼了。

但是,現代化是一個終點?還是眾所周知的遲早都會達成的現代化?

總之,這個黨國顯然不覺得在西藏「鞏固了自己的力量」;事實上,明顯地自2008年開始,該黨國讀到了西藏人民的不滿,該是鞏固現代黨國權力的明顯跡象,當然必須更加緊的粉碎這些不忠誠的佛教徒。中國其他地方,現代化的美麗願景大鳴大放,唯獨在西藏的現代化計畫,處處受阻而且進展薄弱,如果放寬控管,那麼勢必全盤崩潰。因此,唐教授對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接受現代化的觀點可能是對的,現代化國家可能願意以遏制惡權惡法,約束官方宗教局的權力,但這絕不是在西藏;如往昔般的,他們仍然是在西藏進行可惡的壓迫政策。

這並不同於現代化、宗教、迷信和黨國般的,一個空泛的學術爭論。我們必須了解什麼是造成對立的原因。為什麼共產黨仍然鎖定西藏寺院,如同一個帶來嚴重威脅的敵人?直到我們理解這是如何發生為止,當然我們還沒有辦法找到任何一種可能促成未來談判的語言。除非我們認知了中國恐懼的源頭,否則到頭來談判還是一場聾子的對話,各說各的。

但是否有方法,讓這場衝突可以重新定義?現代化的基本假設,認為宗教是一種非理性的嚮往不可預知自然世界的安全感;但大自然的力量充滿了野性,征服自然以現代化取代,當然可以成功地藉由強大國家理性有效的引導,取代非理性的嚮往。

宗教人士抗議說,現代化對於學習佛法的真正目的一無所知。但是,是否佛教能夠證明自身與理性和科學不相違?

像往常一樣,偉大第十四世尊者一直領先於每一個人之前。他首創與神經科學家的對話,歷經長時間的討論,尊者本身奉獻很多寶貴的時間在這對話上面,即使許多的科學家似乎並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的。但他堅持到今天,在大家協力合作之下,重新發現佛教因明、哲學,知識論和實體論,洞察20世紀的物理學和量子力學,以及21世紀的神經科學。

達賴喇嘛無視於打破舊有的隱喻,如地球是平的,也沒有試圖改變佛教,如辯喜(Vivekananda)和拉瑪那•瑪哈希(Ramana Maharshi)重新包裝印度教,使之成為更符合現代化。佛教並沒有改革,但對於科學是更加的開放。

多年來,我看到這些具有證據的對話,一直以為達賴喇嘛是在滿足個人的好奇心。很久之後如同曙光乍現一樣,我才明白尊者和這麼多科學家的對話,就像是歐洲18世紀的工業大革命剛起步之時所作的一部份是相同的,他們不斷地藉助假設教會和宗教,是造成他們落後、迷信和非理性的自然力量。

創造現代化的過程,不僅包含佛教徒與非佛教徒在內;在現代化過程中,佛教同時也視其是一種至關重要的實踐。近代,人們追尋佛教的理念,作為個人尋求自我實現的方法。他們可能想像他們的追求是純粹個人的需求,已然接受現代化所賦予的定義,視宗教為純粹個人的需求,但這種做法本身也連接他們與整個同修(僧團)的社會,想得更為寬廣的話,這也是與所有眾生的連結。

這是一項任務,不僅要讓西方人、中國和西藏修行者自由,但也解決了中國領導人根深蒂固的偏見和盲目。結果表明,佛教遠不是現代化的敵人,而完全是現代化強大的投入者,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

中國最大的隱憂,就是現代化的膚淺易失。閃閃發光、現代化的玻璃高塔只是一層薄薄的皮膚,底下覆蓋著:一片不合理、迷信、愚昧和相互鬥爭,驚濤駭浪的大海;現代化的中國隨時都可將過往遺棄,隨時都可以重新再來過一遍,再次的重新定位。現代中國擔心其與現代化之間的巨大鴻溝,且尚未從現代中國得到好處的人民百姓,心中是脆弱的,而且容易被動搖。

1990年代,我經常造訪北京,曾經走在街道上,驚嘆於新建造的摩天大樓;現代化的原型如同雨後春筍般的,以驚人的速度運用推土機沿著寬闊筆直的街道上推平了建築師期許的現代化。不過,我也曾穿過的光輝玻璃、鋼鐵和混凝土的建築物,然後從後門出來,一個胡同突然佇立在我的眼前;小巷蜿蜒緊密聚集的中國傳統式四合院建築,小販騎著自行車穿梭其中,充滿了生命力。從字面上解釋,在當時現代化,只是一個門面,與真實的北京與理性的現代化,僅只有一棟光可鑑人的宏偉建築的距離。

現代化是人類完美的、虛幻的願景,一個如海市蜃樓般的遠景卻總在進一步追尋時消失。現代化永遠不可能實現,永遠都會有新的領域激起人類征服的欲望。我們不僅永遠不能實現完全的現代化,也從來沒有被現代化;如果仔細看看,正如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試圖提醒我們的。

理性的意識形態,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社會科學家們,在他們的實驗室努力的告訴我們,需要整合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混亂、情緒、矛盾和困惑。科學家把自己出離寫作工作,彷彿他們只是現有可以有效地傳達外在客觀真理的使者,而繼續忠實的傳遞訊息,直到下一個科學家推翻一切,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真理為止。實驗生涯混亂的真相是不僅向公眾,也對科學家們揭示看不見的。

當中國從把牧民帶離自己的牧場,並迫使他們生活在建構在一條直線上,骯髒的實體小屋裡,都不是偶然興之所至造成的。現代化對於工整直線條極為崇拜,直線意指著將簡單的幾何形狀鑲嵌在一望無際的大自然裡的現代化能力,由抽象抓取的意識型態,法律的性質,宇宙的基本原則,關鍵是在所掌握的物理世界中盡情揮灑的能力。直線,和所有的幾何形狀賦予的絕對地位,永恆的、固定的真理,而不僅僅是約定和有用的人類公約而已(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這就是約定俗成的)。

這也決不是偶然的;早期共產主義革命剷平了北京市中心的行動,運用巨大的、直線條的林蔭大道(長安),宏偉的拓寬了天安門廣場,以工整的矩形建築物陪襯,宣講黨的權力。直線定律,統治者為王。

現在,這些直線框住了游牧生活。中國的眼裡,牧民是不合理的、愚昧、自私、不可靠和非生產性的民族,必須要接受文明,而文明始於直線;直線定律可以教會他們客觀看待一切事物的真理和物質基礎。

現代化在西藏,可以還原為可笑的記號和迷信;如以混凝土搭建的、冬寒夏熱的游牧村,那兒的人們現在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牧民不習慣大家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沒有事可做只能喝醉,然後打架鬧事和偷竊。這就是中國所推出的現代化教育學,也是中國處理其最深的恐懼的方式;不幸的是,牧民和西藏人民背向中國的現代化,只要有機會,而寧願選擇藏傳佛教,藉由持咒念誦轉化內心趨向平靜。

中國的黃金時刻:讓它永續存在
今天中國真正關心的是什麼,關愛、珍惜,不惜一切代價尋求保護?什麼是他們生命的主要目的?

中國的快速崛起,需要集中所有的財富和權力。今天創造的財富,必須撥向明天以創造更多的財富,排除所有的需求;為了替自己遭到新工廠吞併的農田找到公平的價格,或是尋求基本醫療保險,或是在貧困地區建造實體學校。

關於中國的財富不是源自消費行為,這樣極端和無法持續的程度,不同於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群眾旺盛的購買力。中國的財富都以驚人的程度,由國家和國營企業進行龐大的投資,而民營企業則享有黨國剩餘的利益。中國的財富在於其基礎設施,而不是在它的家園,所以這是難以持續下去的。

我們聽到了中國所缺少的聲音;是農民,是少數民族,是被剝削的工廠工人的聲音。我們只能一瞥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抗拒,日益不平等的鴻溝加深了他們對黨的不信任。他們是主要的多數,但卻沒有任何的聲音,他們的抗議和訴求正義,再再無情地被粉碎。

但是,黨的領導人知道他們與借來的時間賽跑,所以他們不能只端靠著民族主義、鎮壓和改革的含糊承諾,永遠的蒙騙世人。他們卻決心維持5000年的中國黃金時刻、最好的機會,精英財富的形態。如果只有他們可以以控制人民群眾不滿所帶來的混亂與威脅,中國的強勢的確能夠保持下去。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領導人經常語重心腸的直指放寬嚴格控管,會帶來混亂的危機。藉由激化西方和中國鄰國的恐懼,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他們認為除了重振一黨專政外,否則混亂永遠無法解決。

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目前處於成為世界強國的邊緣,[他們相信]唯有民主,才能公平分配財富,但也可能減緩中國的崛起。不久將來,香港將超越紐約和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科技廠的發展速度飛快,西方世界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始終保持在領先地位。相反的是,現在西方公司希望出售市場給正在發展中國買家,與他們的中國競爭對手成為合作夥伴,否則可能完全失去市場的競爭力,中國的產品不僅在價格上具有競爭力,甚至是在質量亦同。也許不需要多久的時間,中國貨幣將成為全球的儲備貨幣,就像今天美元的地位一樣。

中國的領導人一定要明白,中國崛起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內部的危機。藏人僅僅是許多內部力量,要求分權、自治、公平,基本權利和參與決策的機會的部份而已。

這種力量正在崛起,終至成功,因為他們正在穩定的增長之中,甚至較之前更難忽視。北京的精英階層,公開質疑官方的政策,越來越多人支持民主,並訴求讓不同的地區擁有自主權。

達賴喇嘛早就洞見了這一切,尊者一再表示,西藏的最佳希望就是中國的繁榮和自信。不過,中國的繁榮和信心仍嫌膚淺,不夠深厚。

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甚至是一個全球大國。然而,中國的領導人不斷提及如果放寬了對少數民族、窮人、城市移民和農民嚴格控管,將爆發混亂的威脅。為什麼中國既然可以如此的成功,卻又如此的脆弱?什麼是黨國與資本企業的結合,讓中國崛起在這一刻充滿了活力,卻又那麼的不穩定?為什麼中國境內少有呼求民主的聲音,或為少數民族呼求權利的聲音?

藏人遠眺北京,以乎失去了一些一直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默默無聲的東西,而這也是中國的領導人所擔心懼怕的。國際觀察員也為中國的財富和成功著迷,缺乏著眼於中國依然貧窮的現實,有許多億萬人口被排除在外,被壓制、被剝削,貧富懸殊的差異日趨嚴重。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中國的黃金時刻,是財富創造者和社會控制者,企業和黨國之間的協議,排除所有真實的需求壟斷財富和權力,那麼中國的崛起和中國領導人的恐懼絕對是結合在一起的。

8月份在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的一次講話中,溫家寶說:「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

國際西藏郵報駐台北記者黃凱莉中文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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