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妇女死于临产
为何众多藏族妇女在临盆中去世？中国已达致其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吗？
- 作者：加布里埃尔 • 拉斐特（Gabriel Lafitte）
- 2011年11月发布于 Dolma杂志, 藏族妇女协会年刊
- 英语原文：http://rukor.org/tibetan-women-dying-in-childbirth
- 译者：Tee G. Peng
妇女在流血中孤独死去
西藏妇女在逐渐死去。每年有数百位藏族妇女死于临产。在把新生命带到这世上，赋予人类新生机会中死去让人震惊。西藏孕产妇死亡率每年大约4百人，或每10万个新生婴孩中有5百人死亡。但在中国，该死亡率为45人。【1】
为何众多藏族妇女因流血而死呢？大多数这类死亡事件完全不必要，而且可以轻易避免，却为什么没有做到并且所给予的帮助如此之少？
“据报告显示西藏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MMR) ）在一些藏地农区每10万人中高达4－5百人，报告也显示在一些藏区婴孩死亡率在最初的12个月内高达20% － 30%。” 【2】以此为基线，中国如何在2015年完成其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把死亡率降低至四分之三呢？
整体上，中国已逐步完成所有对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MDG））的承诺而得到祝贺。中国声称它已经完成所有千年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成绩骄人，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0万个生育中降低至45人。资深的中国卫生官员说：“中国在降低产妇死亡方面的进展骄人；孕产妇死亡率自1990年的每10万个生存率中的95人死亡降至2005年的45人，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和多样性，这是个非凡成就。” 【3】 随着中国承诺完成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它不仅在2000年对此成就沾沾自喜，其自满心态还可追溯到1980年于奈罗比举行的安全母亲国际会议上。可是卅载的努力在西藏地区起到了重大效果吗？
在西藏，妇女经常单独死去。政府医院不是过于遥远，就是医疗费太昂贵。国际救援组织被要求停止在西藏的工作。2008年中国驱逐了所有的外国NGO以后，一些之前存在的NGO也被迫离开；没有人可从外部进入调查。生育健康组织、多边发展银行、世界各国卫生组织再也无法进入西藏。
如果中国的确已将孕产妇死亡率 (MMR) 从每10万个生育中降低至45人，那么她应该被嘉奖；然而在西藏，孕产妇死亡率的比例却是十倍之高，或全中国的1000%，而且比例毫无下降趋势。中国把重点放在全国平均每10万个生育中45人死亡数字，来隐藏她在西藏方面的失败。虽然中国提供联合国各种健康统计数据，可是这里面并没有与西藏相关的孕产妇死亡率资料。【4】
中国有全国性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监测系统（MCMS），其卫生部每年出版统计年鉴报告监测结果，所以通过对各地密切调查，是可以获得孕产妇死亡的记录。根据监测系统，2006年，城市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30人，而在最贫困的县，包括所有藏区，这一数字竟达五倍之高，为147人。城市生活意味着便于接近使用医院设施和例行的怀孕检查，为此中国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因循惯例，视城市化为答案。若城市化为解决之道，中国就不需要为偏远的游牧妇女（drokma）之死亡率居高不下而负责任。
这一官僚体系的监测系统反映出中国对城市偏向（urban bias ，译者注：Urban bias为美国经济学家Michael Lipton于1977年提出）的态度。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监测系统乃通过由上至下的指挥操作，而这在西藏境内多个地区，完全不存在：在每一个被选上的城市或乡、县，孕产妇和儿童健康（MCH，妇幼保健院）机构负责报告所有出生和孕产妇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每个村或城市居委会的卫生工作者记录下其所在区域的所有这类事件。每月把报告传给镇或社区的妇幼保健工作者，并于每季度把报告送往所属的县或区的妇幼保健机构。当地的妇幼保健机构定期在医院、殡仪馆、公安局和计生单位记录档案，以确保没有遗漏孕产妇死亡记录。
当死亡报告递交至妇幼保健机构，医护人员会探访死者家属，调查情况并确定死亡时间及原因。【5】由于在西藏偏远地区几乎不存在卫生设施，许多死亡并未被汇报，故不存在于官方统计里。所以，没人真正知晓究竟有多少藏族妇女在生育中死去，最接近事实的估计为每年400人，或为城镇里的13倍。若能动用现有的机构和医生去记录死亡率，那么对死亡案例发生在医生不愿去的开阔牧区也就丝毫不意外。
如果“生育制度化”是答案的话，远离官方机构的农区和开阔的高原牧场里的藏族妇女还有什么希望呢？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在最贫困的县，在1996和2006年之间，妇女在卫生机构内的平均生育率从20% 提升至45%。【5】但这数字几乎不包括大部分藏族妇女。
2003年一项对中国卫生系统公平性的评估报告提到：“15%的城市居民和22%的农村居民难以负担医疗保健费用。虽然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面，相较于1993至2003年已有提升，然而负担的困难却在农村地区每况愈下。低收入家庭不但接受比高收入家庭更为低等的医疗保健，而病不求医或面对灾难性巨额医药费的可能性也有上升趋势。” 【6】地处偏远的藏人情况未获改善；相较于城市，医疗保健对藏人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服务。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避开该承担之责任，把医疗保健责任下放到地方级，让病人承担医药费，置贫瘠医疗保健服务于贫困农村中。很大程度上，中国一直是个让富人和城镇受惠，穷人及农村自生自灭，先缴费后求医的病人承担医药费之制度。根据中国孕产妇死亡率监测系统报告：“生育制度化因收入而导致的不平等于1993年至2003年有上升趋势。” 【6】这意味着农村妇女就算能入院，贫困和富裕之间能够承担预缴费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医疗保险已逐步深入至偏远地区，然而经过数十载的忽视，和医疗保健人员需要销售昂贵药物来赚取薪水，西藏继续被远抛在后头。
倘若各个国际卫生组织再也无法在西藏从事人道救援工作，而在藏区，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仅提供入院生产并视这制度为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唯一策略，藏人是否注意到可避免的死亡案例在泛滥呢？
在西藏，每个人知道生育对母亲和孩子带来许多风险。因为风险如此之多，随之而来的是主持各种复杂仪式来满足地方神灵和净化因生育带来的不洁。新生母亲产后待在家里，还有许多事情可做，例如历时数个星期来恢复洁净之身。
恰恰是这类信仰让中国视藏族妇女为思想未开发的证明；为绿脑袋之证明，紧抓着迷信而舍医院提供的现代化生育制度不用。 如若藏族妇女未能赶至医院而在家中于临盆中去世皆乃咎由自取； 诸如此类的逻辑充斥于中国医学杂志研究报告。个人死亡事件也好，或总体上难以控制的高孕产妇死亡率也好，都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国家。为此，若因西藏境内因素，中国于2000年至2015年间，无法达成千年发展目标（MDG），把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四分之三，则将不是中央政府之错。
中国似乎有能让她站得住脚的科学统计。在西藏生育有其潜在的风险，中国科学家们说，由于海拔高，再加上原始信仰认为生育乃污秽之事会得罪原始神灵从而更提高了风险。面对这类迷信态度国家能做的也只这么多。一些西方人更进一步警告说藏人传统里没有像印度的传统助产婆（the dai of India）那样，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助产婆侍侯在临盆妇女旁。一些西方人对藏族妇女独自临盆感到震惊。
这类态度两极化，把辩论减至两个选择，两个相互排除之地：在家中或在医院生产。此二元论对争论有好处，然而对捕捉真实生活之复杂性毫无益处。在藏族妇女现实生活中，家里或医院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或彼之选择。
人类学家金 • 古特斯周（Kim Gutschow ）于2001年发表了一份臧斯噶人（Zanskari ）孕妇策略的详细个案研究。 临产前臧斯噶孕妇有诸多考虑之处。如同在西藏一样，在拉达克有医院设施，然而可能过于昂贵，尤其是在临产前为防万一而到镇里靠近医院的地方。若婴孩产期在冬天，道路或积雪而无法通行。或许，在紧急状况下，印度军队或可能通过直升机把产妇送往医院，然而也许需要多日才能把信息传送到军队里，而有时候因天气恶劣无法飞行。如此多风险需要应付。住在城里亲戚家也有不便之处故最好避免。多数拉达克的藏族妇女宁愿在分娩时单独的，像在世间走过丝毫不为俗世义务所干扰般， 完完全全独自一人。金 • 古特斯周提到她一位朋友说的话：“就算现在能到医院里生产，我还是宁愿让所有孩子在家里出生，单独地，没人在旁边，甚至我丈夫也不行，独自舒适的把孩子挤出。” 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分娩期更快更容易。
医院乃现代科学和化繁为简之殿堂，它选择忽视妇女费尽心思以减少因生育，和行为禁忌引起的，可能冒犯地方上的土及河神灵方面之点滴复杂性（仪式亵渎 － ritual pollution 【7】) 所做的准备。医院坚持偏激的二元论；信心满满地认为靠医院里的技术就能减低产妇和婴孩死亡率。因为医院坚持制度化一意孤行地忽略传统仪式来保护有生育风险的母亲，孩子和她们的社区，医院全然无法知道新生婴孩的母亲心里在想什么。例如“我带孩子回家时如何能不渡河，在仪式上的洁净尚未消除前如何能不冒犯河神？我如何在使用山路回家时避免太靠近寺庙，亵渎了寺庙从而激怒了寺庙保护神？”
“当一位母亲从医院里回到家，她把自己和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她不洁净的存在惹怒家人、村人、附近区域及她途经过的寺庙之庙宇守护人等，” 古特斯周说。“因为医院选择忽视这类复杂性，许多臧斯噶妇女（Zanskari ）在陌生人面前生育感到不安。“ 因为医院里的医务人员表现得骄横和冷漠，除非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医务介入，孕妇或延迟去医院，因为如此又被医务人员责骂。医务人员认为，这进一步说明孕妇是迷信落后的；而对孕妇来说，这进一步证明医院不愿融入到社区里。 发生在臧斯噶（Zanskar）和拉达克（Ladakh）下的情况，在普遍认为藏族妇女是“菜”、“面瓜“、 “弱智”的西藏更是如此。
然道没有折中法子吗？现实中，每一位选择在家生育的孕妇都会评估其风险，成本和回报，在需要情况下，可选择使用医院。现实生活中，两个选择都好都有可取之处。二者皆有风险。 怀孕和生育医疗化， 好像自然生产必须体制化一样，在制度上坚持对便利的生物医学技术取代其它所有考量已被饱受批评。在拉达克（Ladakh），传统医师（emchis）几乎不被允许出现在医院；在西藏，传统藏医学（sowa rigpa）和生物医学都存在，却分道扬镳。
如金 • 古特斯周个案研究指出，实际操作中，每个孕妇选择适合她的折中法子。每位接近临盆的产妇，只要能够，都会选择一个接纳而非排除的办法，这办法包括家人和社区的支持，尽可能地及时前往医院。然而若出现状况，或因为医院离家太远需要数天行程，她所选择的折中法子或许行不通。
折中法子没有让每位孕妇全盘决定单独评估风险和回报，成本和益处；从未知中做选择，需要纯熟干练。然道不能有个不被预先强制选择家里或医院生产的折中法子吗？一个无时无刻准备好，或在远距离并且能顺其自然地，当需要时，就可付诸行动的动员社会吗？
西藏传统里既没有助产婆，镇上也没有集中化的医院在产妇最需要帮助时，提供这类折中法子给予待产母亲支持。幸运地，美国犹他州的一位妇女， 艾琳娜 • 萨门（Arlene Samen）响应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呼吁，于1997年到西藏帮助待产妇女，并因此开创了这一及时的折中法子。（译者注:《于待产中死亡》视频为艾琳娜萨门在TED的演讲 http://tedxtalks.ted.com/video/TEDxSF-Arlene-Samen-Dying-to-Gi）
当艾琳娜 • 萨门开始其工作后，全然不知道，中国会以猜疑和愤怒来回应藏人不满情绪并禁止外国人，包括国际卫生组织入藏。艾琳娜初抵西藏时心中无底，只凭着一股意愿要同藏族妇女共同寻找如何运用妇女力量来实现有意义、训练有素、有经验和适当的支援。通过错误中学习，艾琳娜 • 萨门逐步建立了一个简单低成本的实行方案， 同时绕开了位于城镇因过度实行生育医学化的医疗机构，和相对激烈的，让每一孕妇在危机发生时需要独自面对的情况。
艾琳娜于1998年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取名为“万众一心”（One HEART）（Heal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ibet （在西藏提供卫生，教育和研究的工作））。“万众一心” 提供需用品，并训练母亲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所须具备的知识。第一项举措是熟练接生员培训计划，接着是妊娠和西藏村庄外展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基本救生技能培训和发送分娩器材给孕妇及其家属。简单的医疗器材包括无菌刀片、三个婴儿毛毯、指甲刷和一个小型新生儿针织帽子。除此之外，在教导新生儿复苏急救课程时，“万众一心” 还提供复苏面具和袋子设备。” 【8】
“当认识到当地藏人的习俗后，艾琳娜建立了熟练助产员培训计划，把重点着重在乡镇医生为孕妇提供清洁的分娩条件和医疗照顾。艾琳娜发现，多数救生技能和医疗用品知识未能渗透到地方村庄。于是，她开始培训地方村庄妇女让她们学习救生技能和提供清洁分娩器材，让这些妇女可把技能带回地方村庄从而担任起助产员的工作。 艾琳娜和她的组织，“万众一心”，设计和实现了一个成功的，可供世界各地农村文化复制，和可持续的产妇新生儿模式。【9】
“在培训期间，角色扮演是最常见的学习方式。外展培训导师轮流采取以模拟外展学习，练习传授介入措施藉以鼓励学员。通过连续模式、角色扮演、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和实际操作技能如子宫按摩等。基本新生儿复苏技能乃通过婴儿模型来练习。最后，她们练习物资分配，如产妇微量营养素补充剂，安全洁净的分娩器材，以及如何辅导外展学员正确应用这些器材等。参与学员也被鼓励在课程中通过发问学习以加强关键信息和技能，同时导师于每一次家庭访问中评估学员所学的干预技能。” 【10】
“外展学员被鼓励加强紧急生育计划训练，计划包括选择一个地点，并在可能情况下，让一位受过训练的助产员侍候在旁，在预定产期来临前预先确保交通安排和财务资源以及获得产科和新生儿护理的安排。妇女被辅导在她们怀疑临产已至或如果她们辨识到特定的 “危险迹象” 【11】时该如何制定生育计划。”
艾琳娜强调她采取配合地方习俗的做法，而不是把外来模式的健康、疾病和危险意识强加给她们。她成功之处在于动员了地方藏族妇女，（中国）全国妇联会员成她组织下的义工和“步兵”，除了少数需要入院的案例，“万众一心” 提供基本教育和器材来应付大部分生育。“步兵”乃她所说的围绕在每位待产孕妇的关键人员的 “安全网络”；这一网络包括地方政府和社区齐心合力共同参与。这在西藏极为罕见。
“根据我们的经验，“万众一心国际” 制定了一个行之有效、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减少农村弱势群体间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可预防之死亡。简而言之，我们同地方社区和地方医疗服务提供者共同制定一套文化上合适的围绕着母亲和婴孩的安全网络，从中提高意识，教导良好的方法，并分发必备品以确保母亲和婴儿安全度过分娩期和最初几个月的生活。安全网络富创新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地方文化量身制定，把母亲放在首要之位，同时我们的干预措施只同步针对几个不同层次，确保母亲和婴儿获得适当连贯性照顾。”
为何需要一个女人从美国犹他州动员组织藏族妇女互相帮助呢？现在她再也不能进入西藏，是否有人复制并把她建立的基础发展开来？在西藏组织工作要低调，几乎要藏而不露，因为中国恐惧和怀疑有组织的藏人是如此之强烈，即便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妇女在分娩时的死亡。但是，这至多只是一个片面解释。西藏妇女一直被告知生育率低故需要消极等待政府的恩赐以提供现代化医院。几乎从没有人鼓励妇女相信自己的能力。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人类学家，艾美丽 • 叶（Emily Yeh）通过其个䅁硏究指出许多藏族男女相信中国政府宣传的，藏人懒散的信息。然而，不需费力就能推翻这类无稽之谈，它所需的只是基本的社区发展技能，时间和奉献精神。
这些举措将不会来自上面，来自一个对藏人猜忌存有戒心的政府，和深信自身制度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唯一答案的国家。藏族妇女惟能自救。否则，于2005年计算的毎10万人中有约400-500位产妇死亡数字將保持不变。根据千年发展目标（MDG）的5年计划，中国将無法履行其承诺，把200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四分之三。爲达成此目标中国需要从把400-500人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约120人左右。把这一目标放在国际背景下，意味着須要大幅度调整西藏的情况，并同如柬埔寨或非洲多国，乃至中美洲等国家做比较。
中国反对这大部分说法。中国提供相对不一样、过去与现在的产妇和婴孩死亡率数字，同时不认同解决办法是动員极度缺乏，于偏僻地区，做为后備之用的地方助产员和衛生专业助产员。根据中國官方刊物，过去的西藏情况比现在更糟糕，现有情况巳太幅度改善，因为专业医疗人员有和藏族孕妇联系并提供教育，甚至在偏遠地区， 藏族妇女在医院生育的比例也大幅度上升。【12】
中国说她在履行其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承诺上步伐一致：“中国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从1990年的每10万人中，从94.7基线下降到2007年的36.6基线。降低率为61.4％，在完成千年发展目标（MDG）之承诺上持续前进。然而，各区域间的差别显示，在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远高于城市地区，贫困地区死亡率也高于发达地区。【13】农村、穷人、民工和少数民族在使用医疗设施和卫生服务质量方面的差异持续着，导致这一群体承担不平衡的死亡率。通过自动倒退统计法，中国科学家预测在2020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将下降至22人。可同美国相比。【14】 尽管中国有信心在这方面同美国相比较，【15】】西藏孕产妇死亡率数据却同柬埔寨、贝宁、冈比亚、科特迪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乌干达或赞比亚等相似。
谁能动员去帮助在临盆中死去的藏族妇女? 流亡在外的藏族妇女为在监狱和被迫绝育的妇女说话，但对每日发生的分娩时无可避免之死亡却无人重视。艾琳娜 • 萨门的创举既非革命性也不新颖。据她所说，此一有效地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其所涉及的仅包括守候在孕妇身旁，支持她们，在分娩过程中，提供需要的支持和随传随到的基本医疗帮助。
离拉萨不远的墨竹工卡 (Meldro Gongkar) 和推龙德庆（ Tolung Dechen），艾琳娜 • 萨门的万众一心组织让我们看到，把西藏孕产妇死亡率减少至四分之三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中国是不会推进这类社区工作，而是依靠妇女自行来医院，并且在当妇女不到医院时指责她们。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于2008年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了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表现。在卫生系统的整体性方面，中国排名144，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人）、巴基斯坦（122）、苏丹（134）和海地（138）差。在财务捐助公正性方面，中国排名在188或更低，为排名最后的第四个国家，仅略高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所有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墨西哥，表现都比中国好。这同中国在二十多年前曾获得国际上对其卫生系统的赞誉形成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物质贫瘠的中国能建立起世界上可负担且相对平等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并且在提升健康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当中国经济崛起后，科学与技术提升了，经费也加大了，在市场改革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其国家保健系统却是如此让人失望？” 【16】
中国吊诡之处在于她做为一个能够负担得起任何东西的崛起国家，在西藏，藏族妇女和她们的婴儿却被远远排挤在后， 中国不可能在西藏完成她的千年发展目标（MDG）职责。
然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中国的集中化模式政策，以医院为主导的产妇健康完全不适用于幅员辽阔、交通落后和游牧藏民散居各处的西藏。中国说她提供了这些昂贵、集中化的服务，同时也提供去集中化社区的医疗人员到孕妇家里住，提供了可能需要入院生育的预警。然而藏族妇女说极少看到这些外展医疗人员；不论中国统计数字如何地穿凿附会，这些人实际上鲜少走出他们所属的城镇基地。
如果我们要寻找去集中化的产妇健康之生育方式，提供产妇医疗服务到各藏区，就要照顾到西藏大片土地上散居各处的游牧藏民， 我们必须把视线从中国境内藏区转移到位于印度境内的拉达克。在拉达克的高原地带和人迹罕至的平原，传统藏医妇女协会出访偏远村庄，并训练接生婆如何诊断和使用传统藏药里的草药和矿物来治疗突发的妊娠状况。新一代的接生婆也被训练该如何诊断需入院的不寻常状况， 以便在需要时能及时启动医疗后送服务，使用直升机把产妇送往医院。拉达克的例子说明了中国一体化的城镇集中化模式同藏文化格格不入，乃高死亡率的直接导因。
- 【1】http://www.undp.org.cn/downloads/gender/genderhdr.pdf
- 【2】Adams, Vincanne , Miller, Suellen , Chertow, Jennifer, Craig, Sienna , Samen, Arlene and Varner, Michael (2005) “Having A “Safe Delivery”: Conflicting Views from Tibet”,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26: 9, 821— 851
- 【3】Feng X, Zhu J, Zhang L, Song L, Hipgrave D, Guo S, Ronsmans C, Guo Y, Yang Q.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maternal mortality in China between 1996 and 2006. B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10;117:1527–1536.
- 【4】http://www.unescap.org/esid/psis/population/database/ chinadata/tibet.htm
- 【5】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maternal mortality in China
- 【6】Yuanli Liu, Keqin Rao, Jing Wu, Emmanuela Gakidou China’s health system performance, Lancet, 2008, 372, 1914-1923
- 【7】 (译者注：在印度和孟加拉的村庄，“仪式亵渎 － ritual pollution” 是个盛行已久且根深蒂固的社会制约机制。洁净，亵渎和污秽之概念表现在文化态度上，此一概念体现在从身体，到组织到地位等级上。亵渎情况在印度社会中或被视为短暂或永久性。因月经来潮，生育或家庭中有人去世，和触摸到种姓比自己低等的人，将被视为不适合从事特定的社会和宗教仪式等职务。）
- 【8】 Lynn Callister, Being only one and making a difference, MC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aternal Child Nursing, 31, 5, 2006.
“Better Beginnings. (One Heart (Heal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ibet).”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19.08 (Feb 8, 2007):
- 【9】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one-heart-founder-is-recognized-by-clinton-global-initiative-for-work-with-women-and-newborns-in-developing-countries-61445632.html
- 【10】Ty Dickerson, Benjamin Crookston, Sara E. Simonsen, Xiaoming Sheng, Arlene Samen, Pregnancy and Village Outreach Tibet: A Descriptive Report of a Community- and Home-Based Maternal-Newborn Outreach Program in Rural Tibet, Journal of Perinatal and Neonatal Nursing Vol. 24, No. 2, pp. 113–125, 2010
- 【11】Pregnancy and Village Outreach Tibet
- 【12】XIAOHONG LI and others, Hospitalized delivery and maternal deaths from obstetric hemorrhage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06, Acta Obstetricia et Gynecologica Scandinavica Nordic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90 (2011) 586–592Juan Liang, and others, Maternal mortality in China, 1996–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110 (2010) 93–96Xiaohong Li and others,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due to obstetric hemorrhag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96–2005, Journal of Perinatal Medicine. 39 (2011) 35–41Juan Liang and others, Preventable maternal mortality:Geographic/ruralurban difference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from the population-based maternal mortality surveillance system i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2011, 11:243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471-2458/11/243
- 【13】China’s Progress Toward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2008 Report
- 【14】Ren Zhenghong, Forecast of the Indicators o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of China in 2020; Health Science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42 #2, 2010, 221-224
- 【15】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08: Estimates developed by WHO, UNICEF, UNFPA and The World Bank
- 【16】Wang, Shaoguang (2008) State extractive capacity, policy orientation, and inequity in the financing and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9:1,66 — 87Google Docs makes it easy to create, store and share online documents, spreadsheets and presentations.